我在美国遇到的第五位贵人，说出来人们可能不相信，他是旧金山的左派侨领池洪湖。
池洪湖，福建人，早年偷渡香港而后移民美国，在旧金山唐人街经营生意，属当地华人中的殷商。生意成功的池洪湖，进而成为旧金山亲共的华商总会会长和唐人街四大堂口中亲共堂口的大佬，听命于中国领事馆，领导亲共侨团与亲国民党侨团对抗。池洪湖每年都受邀请，去北京参加十一国庆观礼，获国家领导人接见和宴请，为旧金山华人公认的头号亲共侨领。
1989年六四屠杀发生，激发起池洪湖的正义感。旧金山有五万华人聚居唐人街花园角广场，举行抗议集会，然后游行到中国领事馆，谴责中共血腥屠城的暴行，池洪湖是集会和游行的组织者之一。那时许多亲共侨领都和池洪湖一样，反水了，汇入谴责中国暴行的队伍。池洪湖还组建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组织，帮助逃难来的中国民运人士。1994年六四屠杀五周年，旧金山唐人街花园角广场矗立起一尊天安门广场民主女神像，池洪湖是民主女神像筹建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出钱出力，并多次出席市政府召开的听证会，揭露中国领事馆阻挠民主女神像筹建的阴谋。89年起及往后的几年，池洪湖不再接受中共的邀请，拒绝去北京参加十一国庆观礼。
我是受池洪湖帮助的六四流亡者之一。早几年，我在洛杉矶工作。辞去《新闻自由导报》总编辑一职，没有了收入，他专程从旧金山来洛杉矶看望我，希望改变我生活拮据的状况。他问我：“程凯，除了办报，你还喜欢做什么？”我说：“还喜欢看书。”他于是表示资助我开一间书店，他说：“你有一间自己的书店，看书看个够，还可以挣钱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估算，开一间书店大约要四万元钱，两万租店铺、装修，两万用于购进图书。他当场掏出支票，开给我两万元钱，说等租好店铺，再把购书的两万元钱给我寄来。并说书店挣了钱，这四万元不用还。
开店铺做生意，我一窍不通，像个白痴。拿到池洪湖赠与的两万元钱，我茫然不知所措。我找来一位朋友，把两万元钱交给他，请他代为张罗租店、装修事宜。过了半个月，这位朋友把钱全花光，拿来我看不明白的一叠发票，店铺却不见踪影。此后这位朋友再也不肯见我，还到处散布我的坏话。
我非常尴尬，我把两万元钱被人花光店铺不见踪影，再也见不到那人，只听到他撒布我的坏话的遭遇，告诉池洪湖。池洪湖说我太轻信别人，我遇到了坏人。池洪湖要我转告那位朋友，如果骗了人还说人坏话，请问他是想断手还是断脚。此后那位朋友就闭嘴了，从中我看到了一位堂口大佬的形象。
接受过池洪湖帮助的一些政治流亡者，后来都与池洪湖断绝交往，我却一直保持着与池洪湖的友谊。
大约1994年前后，池洪湖重回亲共立场，再度成为亲共侨领，接受中共邀请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一切一如六四之前。我分析其中原因：一是几年来，中共不断向池洪湖招手，唤醒了他内心深处的亲共情结，侨领的荣誉与利益也令他难以拒绝；二是即使不回头，亲国民党侨团和传统侨团也不会接纳他，他在旧金山唐人街就什么都不是，他无法适应侨领与“什么都不是”的巨大落差，与其“什么都不是”，不如再度拥有侨领的地盘、荣誉和利益。于是池洪湖就重回亲共立场了。回了头的池洪湖比过去更极端，他甚至对六四屠杀后中共的暴政表示理解和支持，他组建“中国统一促进会”，与存在多年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有所区别，去掉了“和平”二字，主张只要实现中国统一，支持大陆对台湾采取任何手段，包括“武统”。
我没有变，而是池洪湖变了，我与池洪湖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有了巨大的根本性的分歧。我理解和尊重池洪湖的变化，池洪湖也理解和尊重我的坚持。我仍然与池洪湖保持着友谊，不再基于政治立场和观点的一致，而是相信对方是好人。我数十年对海外华人的观察，深知亲共阵营中也有人格人品高尚者，反共阵营中也有卑鄙下流之辈。
尽管池洪湖重返亲共立场，却从没停止对我这个反共好人的帮助。我从洛杉矶搬来旧金山之初，一度穷困得付不起房租，他知道后，二话不说打开他店铺的收银机，取出三千元钱交给我。然后他把他弟弟拥有的一间小楼以极便宜的价钱租给我居住，小楼的地下室隔成房间，让我租给别人，收入用于补贴我的房租。我在一家小报当编辑，收入微薄，他请我到他开的杂货店打工，使我有正常收入。池洪湖的杂货店还收留了六四后润来美国的国家一级演员、原广州越剧团团长黄志明。黄志明是已故粤剧表演大师马师曾的传人，唱得一副苍凉刚劲的“马腔”，不时来上一段，使得大家在池洪湖杂货店打工的日子充满欢乐。
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池洪湖对我的恩情，何止滴水。我无涌泉报答他，他也从不要求我报答，每年春节送他一瓶酒，算是表达我不会忘记他的恩情。
近些年，我与池洪湖来往少了，酒也不送了，原因是他退休了，卖掉了唐人街的生意和旧金山的住房，搬到较远的城市；我老了，精力不够了，呆在家里轻易不出门。即使不见面，我也不会忘记我海外流亡中遇到的贵人池洪湖，当然还有星云、陆铿、刘宾雁。
最后要记述的这位，不是我的贵人，却是不能不说的人物，他就是前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港澳工委书记、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许家屯几乎与我同一时间流亡美国，居于洛杉矶西来寺。
2016年6月29日，许家屯以百岁高龄辞世。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应是“喜丧”，但许家屯之死却毫无“喜”字可言，他是在身体与精神备受煎熬的痛苦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许家屯去世前一年，身体健康急转直下。之前，虽然老年人的症状日益明显，但他仍然腰板硬朗、精神矍铄。他不愿意呆坐家中，喜欢让家人和经常来家探望他的年轻人带他到外边走走：往近处走到北加州的旧金山；往远处去台湾，那是靠近他的故土中国大陆的地方，也算是了却他对这个没有被中国大陆征服的宝岛一看究竟的心愿。但他的身体在去世前的最后一年日渐衰弱，生活从大半不能自理到完全不能自理，吃饭、走路、洗澡都要人照顾。许家屯这时感受到自己生命的自尊被摧毁了，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多余的，他萌生求死的愿望。
许家屯的痛苦不仅在于生命活力的丧失，更在于直到人生的日子所剩无几，仍不愿意承认，自1990年4月他踏过罗湖桥、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在美国二十六年，回国的幻想成为他年复一年的精神寄托，并为这一幻想年复一年作无谓的努力。他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他托人给最高当政者捎话。江泽民执政时，曾庆红对他有过善意表示；胡锦涛执政时，对他的请求有过答复，那就是“许家屯不能回国”；习近平执政，他不但向中共最高领导的捎话得不到回应，就连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都进不去了。过去他能进到中领馆大楼，会有一位领事之类的官员与他交谈，而去世前大约三个月，他最后一次去中领馆，坐着轮椅在领事馆门外苦等两个小时，领事馆的大门也没有为他打开。“落叶归根”是人之常情，但许家屯不知道，在共产党那里，只有残酷无情，没有人之常情可言。共产党把许家屯与所有流亡海外的政治异议人士等同对待，许多政治异议人士客死海外，许多政治异议人士父母去世都不得回国尽孝，中共从来没有对他们动过恻隐之心。许家屯不曾想过，或者不愿意想，回国又怎么样呢？回国后他将要处于严密的监控之下，他可能要毕恭毕敬的听一名派出所所长对他的训斥，他会被剥夺作为人的基本尊严。我与许家屯的女儿许榕相知，我请许榕向她的父亲讲一讲李宗仁回国的遭遇：前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经周恩来的安排，从美国纽约回到中国。热闹了一阵子，中共在李宗仁身上最大化的取得宣传效果后，便把他撂在一边了。他受尽冷落与羞辱，最后和太太郁郁而终。许家屯回国，毫无疑问连李宗仁的遭遇都不如。
许家屯在人生的最后一刻，还企望自己能获得中共中央的接纳。他去世前短暂清醒时对陪伴身边的女儿许榕讲了一段话：“许家屯是中国共产党的儿子，不是叛徒。中国共产党的忠实的儿子，不是叛徒。是中国人民、江苏省如皋李堡镇的人民的儿子。”人生的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让人观看，人们看到许家屯的悲剧，是直到他在生命弥留之际，还认为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儿子，但中国共产党二十六年前就把他作为叛徒，从来没承认过他这位“忠实的儿子”。
许家屯本来有一个精彩的人生。
他早年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他的治理下，江苏经济长足发展，成为中国的经济大省。1970年代末，他亲手树立有“华夏第一村”美誉的华西村典型，被称作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面旗帜。华西村的意义在于：当中国农村历经了“农业学大寨”的劫难，摆脱了人民公社的桎梏，部分回归中国几千年农业生产的老路后，又走出了促使农村和农业生产实现企业化新的道路。中国的农村和农业始终找不到适应现代化生产和分配的结构形式与生产方式，许家屯在华西村进行了一次探索。华西村的价值过去并没有被人们真正认识，如今更被执政当局冷落，未来如果中国政治走向正常，华西村作为一种可供借鉴的中国农村发展的一种模式，或许会重新回到改革者的视野。
许家屯从省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休后，本该去全国人大或政协任一个闲职，但邓小平重新启用了他，调任香港，这个位置比省委书记更重要。许家屯之前的香港，共产党是可怕的；许家屯任职香港七年，开创了共产党人与与资本主义和资本家合作的先河，给世界一个新的共产党人形象，使得港人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认为共产党是可亲、可敬、可以接受的。许家屯在香港工作期间，写出了《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文章，其思想理论之深刻，成为至今尚未有哪一位中共理论家能逾越的经典。许家屯在香港工作期间，恪守为官清廉的信条，他出走美国，身无分文，接受了洛杉矶佛光山西来寺大和尚星云的收留和接济。以后的二十多年，他除了撰写《许家屯香港回忆录》得到一笔大约三十万美元的稿费，主要靠故旧的接济度日，这是当今香港的中共官员包括大陆官员所做不到的。据我所知，李嘉诚、董建华等都对许家屯有过一次性的赠予，倒不是他们同情和支持许家屯，也不是对许家屯在位时有恩于他们的报答，而是与许家屯做人情上的了断，从此两不相欠，不再来往。
1980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黄金年代，那时有赵紫阳和他的同僚们规划和实施的政治与经济同步进行的真正的改革，而不是六四屠杀后疯狂的中共权贵集团镇压异己和侵吞国家资产与人民血汗的祸国殃民的改革开放。许家屯是那个年代的一位先行者：他全力支持中国经济特区的建设，发动港澳资本到特区和内地投资；他曾经与深圳市委书记梁湘策划，将香港的政治体制移植到深圳特区，为整个中国的全面改革做实验；他建议海南独立建省，创办一个省的范围的大特区，实行比深圳更加特殊的政策，享有像香港和台湾一样的高度经济自由。如果不是六四屠杀，许家屯的改革畅想，都有可能在赵紫阳的支持下和他与梁湘等改革派同道的奋战下，成为现实。
89六四期间的许家屯，是他精彩人生的高潮：他去看望在香港新华社门前静坐声援北京学运的香港学生；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与和平请愿的学生对话，顺势推动政治改革的建议；六四枪响，他为在北京屠杀中蒙难的学生和市民流泪。这一期间，许家屯表现出在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濒临危机与转折的关头，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忧思、失落与痛苦。无论许家屯的一生有多少是非，仅89六四期间的精彩，就足以使他在黑暗的中共历史上留下闪光的形象。
六四后，所有许家屯不愿意看到的事情都发生了，梁湘被整肃的命运等待着他。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人有趋利避祸的本能，许家屯出走是必然的。但他的出走，成功却系于千钧一发间。决定出走那一天，许家屯正在深圳的香港新华社办事处，他使用自己的外交护照，迈过罗湖桥。不到一个小时，深圳市委便接到中共中央的命令：立即将许家屯押送北京。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持中央命令赶到香港新华社办事处时，许家屯已离开危墙，正准备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如果许家屯犹豫一个小时，六四后许家屯的故事就是另一个写法了。
许家屯出走美国后，声明是“旅游休息”，宣布“三不”（不寻求政治疪护、不泄漏国家机密、不参与海外民运）。为坚守“三不”他采取与美国的情报部门不合作的态度，这是他的选择，无可指责。问题在于，他出走美国二十六年，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身体在美国、头脑仍然留在中国、仍然在共产党内生活的氛围：他坚持中共的思维，说中共的语言，只接受中共的信息。晚年他视力减弱，每天听中共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成了他几乎唯一的信息来源。他批评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他拥护中共历届领导人的治国口号；他站在香港建制派一边，反对民主派的各项主张；二十六年来他始终认为平反六四时机不到。我曾劝他在海外即使不与政治异议人士为伍，也应做一个温和的反对派，发出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维护香港“一国两制”的声音，保持改革者的形象，就一定能赢得与鲍彤、蒋彦永、李锐等同样的崇高声誉。可惜他没做到，其实他根本不想这样做。他的思想境界比出国前大步后退，他没有把自己的精彩人生继续下去，他毁了自己。
许家屯的丧礼是由家人和亲友们操办的，与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中国共产党毫无关系，这是他的光荣，虽然他不一定这样认为。丧礼按照美国的一位普通老人逝世后的追思程序进行。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在追思会结束后，前来为他送行的儿女们站成一排，每人打开自己面前的一个鸽子笼，上百只鸽子飞上天空。儿女们以此告诉世人，他们的父亲许家屯的灵魂自由了，就像鸽子一样自由的飞翔。
然而，自由的灵魂也不快乐，许家屯死后，他的人生悲剧没有落幕。
根据许家屯落叶归根的遗愿，他生前不能回国终老，死后骨灰一定要回故国安葬。那么中共当局能够允许他的骨灰回国吗？就像他生前一样，如果要得到中共的允许，那就必然是了无尽期的等待。子女们决定不再与中共当局做交涉。
2016年9月30日，在美国陪伴父亲二十多年的许家屯的小女儿许榕，勇敢的带着父亲的骨灰，从洛杉矶出发，回到中国。这是许家屯出走海外二十六年后第一次返回自己的祖国，不是他的人，而是他的魂。
但许家屯的骨灰回国后一直没有找到安葬之处。子女们打算将父亲与2004年去世的母亲合葬在一起。许家屯的夫人顾逸萍，生前是江苏省的一位厅局级干部，死后在家乡如皋仅占有一块两平方米的墓地。夫妻合葬，需要将墓地略作整修，子女们并没有要求扩大墓地，只是整修，使父母能够合葬在一起。但中共当局阻止了子女们这一合理的愿望。如皋当局说：要等上级批准，上级是谁？是中共江苏省委？还是中共中央？
当局阻止许家屯的骨灰在家乡下葬，怕什么呢？怕的就是墓碑上的“许家屯”这三个字。人们看到这个名字，那就会想起他曾经是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共港澳工委书记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会想起上个世纪80年代他曾是中国的一位改革者，会想起他在六四后为遭受屠杀的学生和市民流泪，也会问一问他为什么出走海外？为什么生前不能回来？为什么这样一个人，只与他的夫人葬在一块九平方米的墓地？
许家屯叶落未能归根。许家屯的人生悲剧，死后继续上演。许家屯的悲剧，固然是中共的一位老共产党员的悲剧，更是89六四后，中共党内改革者的悲剧，是中共党内良知人士的悲剧。
（三）
刚到美国，就听到海外政治流亡者中，常说的一句话：得到了天空，失掉了土地。这句话，充满了伤感与无奈。
三十年多年来，作为政治流亡者的我，只为失去了中国这片土地而痛惜，却为得到了一片天空而欣喜。我得到的这片天空，湛蓝湛蓝，这湛蓝的天空，是多么美丽。
其实，我三十多年前一踏出国门，迎接我的就是一片蓝天。这片蓝天下，有营救我逃离迫害的友人和香港警察政治部，有帮助我的香港帮会大佬六哥和泰哥，有我一到美国便向我这艘苦难航船提供停靠港湾的星云大师和西来寺，有在美国邂逅的陆铿、在美国重逢的刘宾雁，还有在我生活最艰难时刻给我以慷慨资助的旧金山华人侨领池洪湖。
三十多年来，在这湛蓝的天空下，我历经了六任美国总统：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和特朗普。看过他们竞选，听过他们演讲。最让我获得思想升华的是，小布什访问捷克在公众集会上讲的一段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他们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站在笼子里和你们讲话。”他还说：“这个笼子四周插着五根栅栏，那就是：选票，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三权分立。”看到小布什的这段话，于是我有了我人生最重要的发现：在这片湛蓝的天空下，才有可能产生真正的政治家，才不会产生毛泽东、习近平那样的政治妖孽。
尽管装进笼子里的统治者时常作妖，他们亵渎美国开国先贤们奠定的建国精神，有时候会搅得湛蓝的天空乌云蔽日，会把上帝的国家变成撒旦的国家，但终会有人挺身而出，澄清玉宇、拨乱反正，让美国再次伟大。
三十多年来，我经历过美国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九一一恐怖攻击，眼看着电视直播，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撞进了纽约世贸大厦。我经历过美国最严重的自然灾害，洪水冲垮了海堤，新奥尔良顷刻没顶。我经历过美国政府中的左派政客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和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让中国迅速强大，导致整个世界发生历史性转折，使得中共有能力鄙视和反噬美国，并向西方民主社会发起以大外宣为主导的渗透和进攻；就如上个世纪40年代，马歇尔、费正清之流帮助中共打败了国民党，夺得中国政权，帮助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崛起。我还经历了美国左派与中共强力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造成美国产业外移，企业倒闭，百年辉煌的制造业基地，迅速成了铁锈地带，大批大批昨天还在通勤上班的人，今天就成了失业者。正是一场场灾难，使我了解了这片湛蓝天空下生长的有着独特性格的美国人：坚强、乐观、舍己为人、不屈不挠、能承受重大苦难。当世贸大厦即将倒塌，里面的人往外逃生，消防员们却往里面进发；当灾民们出逃，新奥尔良成为一座空城，却有许多专职和义务人员往新奥尔良进发，去援救被洪水围困的人和人类的朋友猫和狗；当一些人在金融海啸中成为失业者，这些人仍然去当义工，帮助那些比自己更需要帮助的人。湛蓝天空下的美国人从不夸赞自己，却使自称优秀的中国人相形见绌。
三十多年来，我结识了许多海外中国民运人士，尤其那些八九年六四后遭中国政府追捕而被迫流亡的学生领袖，他们是一群最可爱的海外华人：执着，高尚，纯洁，在苦难中成熟起来，走到哪里都带着一身阳光。当然我也见识了另一群海外中国人，他们人数众多，因为六四屠杀，学生和北京市民在天安门广场、长安大街上流了血，他们才得到了绿卡，他们的绿卡鲜血染红，因此被称为六四血卡，他们也被称作是吃人血馒头的人。我知道海外华人中竟有人这等寡廉鲜耻，就是从认识他们开始的。他们现在一个个都爱国者热情高涨：一边享受六四血卡、自由民主的美国给予他们的好处，一边为中国的独裁者唱赞歌；一边营造美国舒适安全的生活，一边回国去吃贪官们的残羹剩饭。六四造就的，不仅仅是一群人的勇敢和高尚，还有另一群人的卑劣和下贱。
在中国，我有一段令我羞于提起的履历：我曾是共产党员，曾是中共最高级别党报的记者，曾担任过省级中共党报的总编辑。自流亡美国，拥有了蓝天，我决意从新开始，洗脱自己的过去。我在唐人街杂货店里打过工；我编过民运的报纸和社区小报；最后，如愿以偿，从事向中国传播自由资讯的工作，攀上了我六十多年人生、五十多年新闻工作生涯的顶峰。有人说，我跟以前比，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下，我说不，是从地下升上了天空。人来到这个世界只有一次，各有各的活法：在中国，扭曲人格，泯灭良知，即便高官厚禄，活着也不是人；而蓝天下，在唐人街卖杂货，也活出了自己，活得踏实。
三十年间，蓝天之下，我也有承受不了的苦涩和悲痛：我被中国政府列入禁止回国的黑名单，直到母亲去世，我都见不到母亲一面。我的流亡，从四十出头开始，如今已年近八十。我尝尽人伦亲情的折磨。但这不是蓝天的错，而是土地的错，因为那片土地，养育着一个以摧残人性和残杀生命为能事的中国共产党。
如果有人问我：在蓝天下生活了二十年，还爱不爱那片土地？我的回答是：不爱了，已经不爱了。
那是一片被中共的党文化污染了六十年的土地。什么是中共的党文化？就是马列主义的毒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的相混合的文化。自1949年，党文化经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创造、继承和发展，已经使中共蜕变成一个侵吞国家和人民财富的赤裸裸的黑社会团伙。马列主义毒液，是阶级斗争和暴力；传统文化的糟粕，是阉割自己侍奉皇帝的太监，是把女人的脚裹成三寸金莲把玩的文人，是精神胜利的阿Q，麻木滞呆的闰土，吃人血馒头的华老栓。而两者混合而成的党文化，则是贪官污吏、太子党，五毛党，黑窑奴工，暴力拆迁，追堵访民，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包二奶，酷刑高智晟，强奸邓玉娇，处死杨佳，为美国遭恐怖袭击欢呼的愤青，等等，等等。那片被党文化污染的土地，空气中回荡着藏人自焚时的青烟。想一想那片土地，我只有叹息没有了乡愁，只要共产党还在，我就找不到爱那片土地的理由。
我庆幸我失去了土地得到了蓝天，至少我仍然可以做个好人。我的身体也曾沾染党文化的污秽。在中国的官场，我曾退回过一笔三十万元的贿款，但我不敢保证我收到三百万、三千万，我还能经得住诱惑。我也努力做个清官，但我知道，当一个清官的周围有九个贪官，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贪官把清官送进监狱，而贪官成为廉洁的模范。所以我不能不为失去那片土地感到庆幸。
三十多年失去土地得到了蓝天，同时得到了人的尊严、民主权力和免于恐惧的自由，自己的生活凭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创造，与是否有权有势无关。我每天都呼吸清新的空气，喝洁净的水。我可以自由的批评我拥有的蓝天和我失去的土地，不会有人因此抓我坐牢。总之，我在湛蓝天空的流亡生活，三十多年来，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三十多年过去又将是下一个三十年，下一个三十年已经不属于我，今生我已经不能回去我已失去的那片土地，但我相信一定有人回去，清除为害那片土地的共产党，荡涤那片土地上污浊；我将终老在我拥有的蓝天下，我没有遗憾。告别人生时，我最后一句话还是：流亡者的蓝天，湛蓝湛蓝，是多么的美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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