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遇到的第三位贵人，是刘宾雁。
大约1990年6、7月间，我流亡美国不久，在洛杉矶一场欢迎国内学者汤一介的餐会上，与刘宾雁不期而遇。再后，洛杉矶的中文民运报纸《新闻自由导报》改组理事会，宾雁被推举为理事会主席，他力邀我出任《导报》总编辑。从那时起，我与宾雁在美国交往长达十五年。
我与宾雁认识于1981年。那一年，我担任广东省《羊城晚报》驻深圳特区记者站站长，兼管珠海特区的报道。宾雁从北京到深圳了解深圳、珠海的一桩贪腐案，约我到深圳新园宾馆谈情况。晚上，深圳文化界的朋友宴请他，他要我作陪。席间，他讲了一则寓言：有一只乌鸦对一只苍鹰说：你喜欢搏斗去猎食鲜活的肉，因此你常常挨饿，说不定哪一天陪上性命。像我一样吧，吃现成的腐肉，不挨饿，又没有风险。苍鹰照着乌鸦的话做了一天，就对乌鸦说：去你的腐肉吧！我宁愿明天就死去，我也要猎食鲜活的肉。
这就是我初次认识的新闻记者刘宾雁，他就像猎食鲜活的肉的苍鹰。
1985年，我调《人民日报》工作，任该报驻深圳特区首席记者。驻各地记者和报社本部记者归记者部管理，我与宾雁成了记者部的同事。驻外记者每年都要回北京开会。1987年，中共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回北京，遇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指令《人民日报》记者部党支部开党员大会，表决开除刘宾雁党籍。开除刘宾雁党籍是中纪委的决定，中纪委要求《人民日报》记者部党支部走个形式，以表示是党员们的意见。我听到许多记者愤怒抗议：“既然中纪委定了的，还要我们举手做什么！”他们都拒绝参加支部党员大会，支部会终于没能开成。中纪委恼羞成怒，撕下尊重民意的面具，“不用讨论，强行开除”。
宾雁在遭中纪委强行开除党籍时，泰然自若，满不在乎，只像是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小事，使人看起来他如同获得精神解脱。由此我想起当年我在海南，六四后被开除党籍，精神几乎崩溃，仅此一事，就使我觉得，我与宾雁不在一个思想境界层次上，我对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宾雁被开除党籍后，家中更是门庭若市。社会上的许多仰慕者，报社的许多同事，纷纷到宾雁家一坐，向他表达支持。宾雁在《人民日报》是一位特殊的记者，他自己似乎就需要成立一个“群众工作部”，每天从全国各地寄给他的读者来信有上百封。报社的几位青年人，义务地担当他的秘书，为他处理群众来信。
我十八岁便开始当共产党的记者，成为一名专吃腐肉的乌鸦。我曾怀疑我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记者，我觉得我们这些顶着记者头衔的笔杆子们，说好听点儿，充其量算得上一个共产党政策的宣传者；说得不好听，是共产党利益集团鱼肉、掠夺国家和人民，毒化和毁灭民族优良精神和传统的帮凶。我产生怀疑的开始，是知道了中国有一名记者、被国人誉为“中国的良心”的刘宾雁。我读了他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人妖之间》、《艰难的起飞》、《第二种忠诚》，我听了他讲苍鹰捕猎的寓言，我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他面前现出渺小和猥琐，而刘宾雁在人民中愈加伟岸和崇高，因此我认定，只有像刘宾雁这样的记者，才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记者。
能在美国遇到刘宾雁，与他合作办报，令我喜出望外。我与宾雁商定：《新闻自由导报》的大政由他把关，日常报政由我主持。宾雁负责为《导报》撰写社论，我编排《导报》的版面和经营《导报》的发行和广告。宾雁利用他的影响，向美国“民主基金会”为《导报》申请了每年十九万美元的补贴。我和宾雁都信心满满，要把《新闻自由导报》办成海外中文世界一流的报纸。
宾雁住在美国东岸，不能常来洛杉矶。《新闻自由导报》共十五位理事，由居住在洛杉矶的五位组成执行理事。我不敢说执行理事中有共产党，但五人中有一位名叫权华的女留学生，她把持了理事会的一切，我每个星期都要向她汇报《导报》的大小事务，每花一分钱都要向她指定的财务拿支票，每招聘和解聘一个人都要经过她的同意。这位女留学生行事颇为怪异，海外民运初起，她积极介入，号称民运的三大“姑奶奶”之一，谁不听她的，谁就没有好果子吃。她不加入任何民运组织，却插手民运的一切事务，哪一件事有她染指，她就一定把那件事搅黄。我实在无法忍受她对我的工作设置的种种障碍，我从前为共产党编报纸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姑奶奶。出任《导报》总编辑半年后，一场冲突爆发，权华唆使捐赠电脑供《导报》打字、排版用的一位华侨，收回电脑，使报纸面临瘫痪，我即使妥协也不容我挽回局面，我不得不提出辞职。刘宾雁专程从东岸飞来洛杉矶，召开理事会紧急会议，讨论我辞职的问题。权华操纵与会的理事，推选她为会议的“执委会主席”，完全操控了紧急会议的议程，刘宾雁和《导报》顾问陆铿的发言时间和次数都被她限制。宾雁在会上愤而宣布与我一同辞职。
我与宾雁办一张一流中文报纸的梦想，就这样被民运姑奶奶权华粉碎了，让人伤感不已。我被民运姑奶奶打败，其实是败给了共产党。宾雁决然与我一起辞职，是对我这位败军之将表达毫不含糊的支持。
以后的年月，我与宾雁从未中断联系，每个月至少互通一次电话，宾雁也密切关注我的工作与生活状况。一次我出车祸，车辆报废，宾雁立即给我寄来两千美元，资助我购置一辆新车。1996年，由美国总统下令、美国国会拨款的《自由亚洲电台》成立，邀请刘宾雁参与筹备，刘宾雁向《自由亚洲电台》领导推荐我担任该台驻美西特约记者。从1997年起，我为《自由亚洲电台》工作了近二十三年，直到退休。这二十三年，我为《自由亚洲电台》采写了六千多篇稿件，一偿做一只苍鹰捕食鲜活猎物的宏愿；并且二十三年，使我有了稳定的收入和安定的生活。
内心丰富多彩的宾雁，晚年的家常生活却是单调枯燥，除了思索、写作还是思索、写作。我劝他安排一些时间休闲。为了调节他的生活，我经常挑选一些中国出的电视剧碟子或带子给宾雁寄去，包括那几年热播的《宰相刘罗锅》、《走向共和》等等。过去我与宾雁通电话，谈的总是政治话题，这时他竟会与我兴致勃勃的谈起电视剧，他能背下《宰相刘罗锅》的歌曲《清官谣》的歌词：“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秤杆子挑江山，你是定盘的星。……”相信那些电视剧应是可以挤占宾雁的一些时间，使他的家常生活略为丰富一点儿。
2004年2月7日，刘宾雁八十大寿，此时他已身患癌症。我从旧金山飞到新泽西州东温莎市，给宾雁拜寿。下午到他家，一进门，我跪在地上给他磕了三个头。我送给他一件大衣，一罐茶叶，和一瓶水晶瓶装的陈年五粮液作为寿礼。我知道他不宜喝酒，那酒只是为了讨他高兴。
晚饭前，我与他畅谈。他说他的癌细胞已经由直肠转移到肝部。但他没有把病作为精神负担，他说现代人要学会带着癌细胞走人生的路。他相信自己能再活九年，完成正在撰写的回顾自己一生、思索中国历史和未来的著作《走出千年泥泞》。为了完成他一生的最后一本著作，病中的刘宾雁收集大量中英文资料，重新审视中国和中华民族，还研究实行社会主义导致普遍贫穷的中南美洲诸国。
刘宾雁与大多数流亡海外的中国政治异议人士不同，他不认为、或者说不甘心，社会主义就这样在中国失败了。他当年加入共产党时，为寻求一个民主、自由、公平、均富、人性社会的火焰，仍炽烈的在他胸中燃烧。
刘宾雁去世时，他已经流亡美国十六年。六四屠杀发生，刘宾雁正在哈佛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因谴责中共六四屠杀而被禁止回国。他曾两次写信给中共最高领导人，都不获答复。他说：中共为什么害怕他这位身患重病的八十岁老人，回国脚踏自己的故土，坐在马路牙子上看一看过往的行人，与儿孙们团聚，渡过人生的最后日子呢？不过他没有绝望。当人们公认，当今中共领导，对待政治异议者，已是如同禽兽一般残忍的时候，他仍然愿意去寻找这些奸佞们心灵中人性的角落。
在谈话中，我说：“宾雁！你是中国的哈维尔，只是中国人民不是捷克人民。”宾雁没有出声，他或者不习惯我对他的评价，或者不愿意听到我对他挚爱的中国人民表示不敬。
我看着眼前的宾雁：他已被病痛折磨得虚弱不堪，但他的精神仍然令人难以置信的健康、活泼、青春涌动、光彩照人。他的心地仍是那样的宽广、刚毅、善良、谦和、悲天悯人、忧国忧民。当然，他的内心，有着一位政治流亡者深重的哀伤。我想，正是这深重哀伤的长期积累，使他罹患了不治的癌症。
晚饭后，我乘飞机返回旧金山。临走我说：宾雁！明年我再来看你，五年后我来给你拜八十五岁大寿。他爽快的答应。想不到，那竟是我与宾雁生前见的最后一面。
宾雁是黑龙江哈尔滨人。旧金山有一家好吃的东北餐馆，我打算，明年去看宾雁时，上飞机前，去餐馆订做一大锅地道东北菜“小鸡炖蘑菇”，带到宾雁家，给宾雁一个意外，让宾雁大快朵颐。我的打算落空了，宾雁吃不到“小鸡炖蘑菇”了。
“中国的良心”2005年12月5日清晨停止跳动。宾雁抵挡了强大的中共政权对他的迫害，却未能抵挡住癌细胞的侵袭。
12月4日晚间，我从旧金山打电话到东温莎市，询问宾雁的病情，宾雁的夫人朱洪大姐告诉我：宾雁的生命进入了弥留状态。他头脑还清醒，但已听不清楚他说的话。弥留之际最清晰的一句话是：“将来，我们想起今天这样的日子，会非常有意思。”朱洪大姐还告诉我，宾雁病危时，为自己拟就一句话的墓志铭：“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
我再也见不到宾雁了。我再也听不到他那深邃的睿智的亲切的声音了。
早于我为宾雁拜寿的是作家郑义、北明夫妇。郑义主编了一本《不死的流亡者》，汇集海外中国政治流亡人士的文章，作为赠给宾雁的寿礼。宾雁转送一本《不死的流亡者》给我，他在扉页上为我写下这样一段话：“归去的日子也许不远了，但几十年荒诞而神奇的历史却仍未结束。须知，我们知的不够，想得也远远不足。我们的使命尚未完结，这首先需要一个清醒的头脑和对过去的充分反思。 ”。
我把宾雁的的这段话作为宾雁留给我的遗言。
自宾雁去世，我血压升高，不能工作，夜间难以入眠，睁开眼睛闭上眼睛眼前都是宾雁。其实我与宾雁算不上深交，我只是他众多真挚朋友中的一位。但宾雁影响了我的前半生，并将继续影响我人生的未来岁月。宾雁逝世后，我给朱洪大姐发去一封电子邮件，吊唁宾雁，我说：“我的心随宾雁去了，活着的人要继续走宾雁没有走完的路。”
是的，我的心随宾雁而去，随宾雁远行，我必须跟得上他。连日来，我脑中常出现幻觉：如果让我回到中国继续作记者，我会是一只苍鹰，长空搏击，猎食鲜活。如果共产党再开除我一次党籍，我会泰然自若，满不在乎，让共产党在我面前也现出渺小卑猥。我可能有机会与宾雁再度合作办一份《新闻自由导报》，一定要办成中文世界最好的报纸。而现在，我必须节制哀思，投入工作，那是宾雁去世前还在做的工作。终有一天我会死去，我希望有资格像宾雁一样在墓志铭上写下这么一行字：“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我们的使命尚未完结”，我必然随宾雁一直往前走。直到走不动了，那时，再听宾雁说一句：“将来，我们想起今天这样的日子，会非常有意思。”
12月13日，是宾雁遗体火化的日子，我从旧金山赶往东温莎市，与宾雁的儿子大洪、女儿小雁和宾雁一家的几位私人朋友，送宾雁最后一程。火化场是送宾雁远行的诀别之地，像一座静谧的别墅，又像是通往天国的大门。当升降机把承载宾雁的灵柩缓缓沉入地底，然后推进火化炉时，每个人都失声痛哭。我跪在地上，呼喊着“宾雁走好！”
宾雁的夫人朱洪大姐没有去火化场，儿女们劝阻了她。但这世界上任何人对宾雁逝世所经受的悲痛，都没有朱洪大姐更为深切。当我们再次走进她和宾雁居住的温沙市乡间的小楼，我们最难以承受的就是这幢小楼中宾雁不在了，而朱洪则是百倍的承受着这最令人难以承受的事实。正如她所说的：她与宾雁结婚五十多年，彼此已经太习惯了，就把对方看作是空气和水，不能设想有一个人而没有另一个人，但现在确确实实没有了宾雁。我知道，朱洪陪伴宾雁走完了苦难而辉煌的一生，而今宾雁独自去了，把朱洪留下，朱洪内心不愿承认这个事实。有时当有人问她一个问题，她答不上来，她就会说“问问宾雁就知道了”，然后自言自语“又说错话了”；她的儿子大洪开车，她会叮嘱“宾雁慢点开”，然后自言自语“又说错话了”。每次她都会为“又说错话了”暗自流泪。
朱洪大姐在宾雁去世后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表示，她要回自己的祖国去。他们的儿女大洪和小雁发誓一定要把父亲的骨灰带回国。普林斯顿大学决定把宾雁的一尊铜像放在学校图书馆中永久陈列，铜像是宾雁八十大寿时，国内的一位著名青年雕塑家制作的。另一间大学的图书馆则运走了打算永远收藏宾雁所有的藏书。对于与宾雁度过十六年流亡生活的美国，有患难中结交的朋友令朱洪不舍，其它，朱洪无所牵挂。
我这里要称赞中国当局，我相信他们有人心中可能还残存着一点人性，朱洪和儿女带宾雁的骨灰回国的愿望竟然在他们的默许下实现了。
朱洪大姐回到北京，给我发来一封电邮，报告平安，而后我再也没有朱洪大姐的音讯了。朱洪的一位友人说：朱洪回北京后，不少人去看望她，许多人问：怎么宾雁没有一起回来？呜呼哀哉！刘宾雁的名字当年在中国无人不晓，刘宾雁在流亡中客死异国，当今中国却无人知晓。北京的著名新闻人卢跃刚，在刘宾雁去世的当天，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发表演讲，他临时把演讲主题改为“记者的底色”，向同学们介绍刘宾雁。卢跃刚说，他现场观察，同学们，包括研究生，都不知道刘宾雁是何许人，更不知道他有什么作品。可见中共的信息封锁非常成功，使得年轻学生，很多人不知道刘宾雁。年轻人连胡耀邦、赵紫阳都不知道，更别说刘宾雁了。
不过宾雁确实回国了，虽然他不能如生前奢望的那样，脚踏祖国的土地，但他的灵魂已然归去。正如中国大陆诗人、学者王康在凭吊宾雁的诗《中国的大雁，中国的十字架》中所写：“一只遍体鳞伤的大雁终于停落在中国的十字架上。你的心脏依然坚强，你的头颅依然高昂，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你回家，阻止你飞翔。”
宾雁的骨灰回中国后，朱洪和儿女寻得一块墓地，于12月5日宾雁逝世五周年那一天安葬宾雁的骨灰。但中共当局不准宾雁的家人在墓碑刻上宾雁生前为自己拟就的墓志铭，“长眠于此的这个中国人，曾做了他应该做的事，说了他应该说的话。”宾雁的墓碑是一块无字碑。悲伤的朱洪和儿女在无字碑前安葬了宾雁，墓地周围布满国安人员和摄像头，安葬过程的一举一动，都直达国安总部然后汇报到中南海。
宾雁逝世五周年，中国没有举行任何纪念活动。但时代不会没有声音，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手记》节目主持人北明播出了纪念刘宾雁的专题。《自由亚洲电台》网站设立纪念刘宾雁的网页。强大的电波和数码，飞进了中国，宾雁应是听到了看到了，宾雁的夫人朱洪和宾雁的儿女应是听到了看到了，中国人民应是听到了看到了。
责编：陈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