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海南，我的一串脚印
1977年8月，中共召开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毛泽东逝世后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会上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是划时代的宣布。如果没有这一宣布，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文革仍将继续，那就不会有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会有1980年代的黄金十年。
1980年代，正如回忆文章所描述：那是一个烟火与诗情迸发的年代，是一个开放包容、充满情怀的年代，那是一个知识分子以激情、浪漫、理想主义营造自己心中乌托邦的年代。那个年代，我和人们一样，阅读介绍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理念的《走向世界》丛书，观看反思中华民族三千多年的“黄河文明”、为国人引入“蔚蓝色海洋文化”的电视片《河殇》。那个年代，大家喝上了可口可乐，写文章引用苏格拉底的名句，阅读潘恩的《常识》、汉密尔顿的《联邦党人文集》、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观看好莱坞电影《教父》、《罗马假日》，日本电影、电视剧《追捕》、《血凝》，追捧日本明星高仓健、山口百惠。大家都会吟诵北岛、舒婷的诗，都去听一位名叫崔健的年轻摇滚歌手扯开沙哑磁性的嗓子嘶吼“一无所有！”那时，闯进人们心里的另一位歌手是邓丽君，她属于台湾，也属于中国，我记得我把她的演唱会实况录音带放到汽车上，一遍又一遍的播放，永远听不够。
1980年代到来之际，记者工作也别开生面、丰富多彩，我参加了过去不会有的采访活动。81年5月，我去杭州参加文革后恢复的电影“百花奖”、“金鸡奖”颁奖大会，获奖电影为《巴山夜雨》、《庐山恋》，采访了编剧叶楠、演员张瑜、导演谢晋、演员达式常、仲星火。然后前往上海，采访文革结束后，中国的这个经济重镇如何焕发活力，为此我报道了驰名的永久、飞鸽牌自行车，宝山钢铁厂建设工地选址，城隍庙小商品集散地。
在上海，我还采访了5月29日逝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的“国葬”，听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工作人员悄悄告诉我，送葬队伍中走在前面的有一位是宋庆龄的女儿，宋庆龄与国父孙中山并无子嗣，她的女儿从何而来？这令我惊讶不已。我还与跟随到上海为宋庆龄送葬的已故总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参观宋庆龄在上海的居所。当邓颖超想进入居所二楼宋庆龄的卧室时，被居所的工作人员挡在门外，工作人员说，宋庆龄生前要求，她的卧室，除了跟随她多年的保姆，任何人不可进入。邓颖超听了悻悻然说：那我们就不进去了。
1980年代初，在我到深圳工作之前，曾被报社派遣到赵紫阳曾主政的四川采访。那时赵紫阳已经升迁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四川到处可见他留下的生气勃勃景象。我报道了赵紫阳如何扭转四川各级党政机关文革留下的颓败之风；如何在广汉县全国第一个摘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恢复传统的乡镇建制；如何在四川棉纺厂、重庆钟表公司实行党政分开、厂长、经理负责制；成都饮食服务公司如何在美国纽约开办第一家川菜馆。尤其使我难忘的是，赵紫阳为扭转自大跃进到文革，农村违背自然规律的大干快上之风，教农民将水稻种植由一年三季改为一年两季，让农田得以休养生息，他为农民算了一笔简单的账，就把农民说服了：“三三得九不如二五一十”，意思是一年种三季水稻每季亩产三百斤，不如一年种两季每季亩产五百斤，这一改变，使得1977年比1976年，四川全省粮食总产量增长10%。1978年，四川农村政策进一步放宽，赵紫阳将农民的自留地面积扩大至总耕地面积的15%，并支持农民包产到户，从此四川粮食年年丰收，于是便有了民间广为传颂的“要吃粮，找紫阳”。
我住在《四川日报》招待所，每天有一份当天的《四川日报》送进房间，浏览《四川日报》，更感受到四川的变化之大。外出采访，路上打开随身携带的小收音机，成都电台正连续播送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遇罗锦以真实强烈的感情讲述发生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的悲惨故事。遇罗锦和他的哥哥遇罗克的文革遭遇，重重的敲击着人的心弦。我在四川采访，使我能够期盼，“冬天的童话”不会在1980年代的中国重现。
1980年代，兴办深圳和海南两个经济特区，是1980年代之所以成为黄金年代最重要的标志。我参与了深圳特区和海南大特区创建的全过程。这两个特区都留下了我的一串脚印，是1980年代中国记者中仅有的一人，这也成就了我记者生涯的黄金年代。
（一）
中国的经济特区从哪一天诞生？应是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主持第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那一天。但其开始酝酿筹备并开始运作，应是在其正式诞生前的大约一年半。
正如世间任何事物都要经历诞生、成长、衰老与死亡的过程一样，如今，中国的经济特区，应是已经度过了她蓬勃、鼎盛的年月，进入了衰亡的时期。早在深圳特区成立20周年之际，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安钢便指出，经济特区已进入衰亡期，为此他与经济特区官方发生了一场争论。胡安钢是对的，他讲的不是理论而是事实。
一位迟暮的英雄，当辉煌不再，人们便会缅怀和称颂他当年的辉煌。中国的经济特区虽已迟暮，仍不失为英勇卓绝、引领中国走出浑沌的英雄。经济特区的创办，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为中华民族做的罕有的一件好事。
我最初踏足特区，是深圳特区建立之初的1982年，继而在1987年底，我跨过琼州海峡，参加海南独立建省、建大特区的工作。此期间，我见证了中国两个最大经济特区的诞生，和经济特区生机勃勃的青春时期，我深深了解经济特区对中国产生的重大影响。
深圳，原为广东省宝安县的县城，毗邻香港的一座小镇，与香港新界一河之隔，界河深圳河，只不过是一条小溪，河两岸村民来往涉水而过。1980年代初深圳城区衰微破败，满目荒芜。当年宝安县是广东省的三类县，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GDP）仅六千万人民币。全县最大的企业是一家机修厂，全县最高的建筑是一家五层楼的旅馆，如今高楼鳞次栉比的深圳建设路，当年是由手扶拖拉机压出来的一条机耕道。香港的小姐太太们通过罗湖桥进入深圳，遇到下雨天，就得把自己的高跟鞋脱下来拎在手上光着脚在泥泞中走路。进入深圳，看到最“豪华”的建筑是深圳戏院，那是陶铸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时，觉得深圳人文化生活太贫乏，下令修建的。与香港新界一河之隔的宝安农村，农民的收入与河对岸的新界农民相差八十倍。深圳河这边有一个罗芳村，河对岸也有一个罗芳村，这边的罗芳村只剩下老人的儿童守着老屋，对面的罗芳村人丁兴旺。我到深圳时，中共建政后从1967年至1979发生的第四轮偷渡外逃潮进入尾声，高潮时深圳的山上躲着上万人，等夜晚一到便蜂拥下山奔向大海。此时深圳街头仍可见到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偷渡者，靠近香港水面的深圳湾和大鹏湾，不时浮现因体力不支、沙鱼噬咬或海浪冲击而葬身波涛中的偷渡者尸体。
宝安县1979年1月升格为专区级建制的深圳市，调广东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张勋甫为第一任市委书记。1980年6月，改由广东省委副书记吴南生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1981年2月，深圳升格为副省级，时任广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梁湘奉命出任市委书记兼市长。张勋甫、吴南生、梁湘，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衰微破败的深圳。较早进入深圳，开发蛇口工业区的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副董事长袁庚，曾站在深圳湾畔，指着海中偷渡者的尸体说：“这些是中国的年轻人，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会有这种情景发生？就是因为中国穷！”袁庚讲的是现象而未讲本质，能讲出这一现象也需要足够的勇气，因为1980年代初，中国人仍沉浸在“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全世界都向往中国的官媒宣传的虚幻中，就像现在的朝鲜。
1980年代的许多中共干部，仍与贫苦的民众有着尚未割断的血肉连系，他们身体力行希望为百姓的幸福、为民族和国家的振兴做一点好事。他们也看到了中共政权所面临的危机，相信自己在改革、开放第一线的有所作为，能够挽救或延长这个政权的生命。于是，梁湘、袁庚，以及一波又一波的经济特区的开拓者、建设者们，就义无反顾地为特区的未来，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为国家和人民摆脱贫困、落后，去奋斗了。他们是1949年中共建政后最后一批愿意舍身取义的共产党人，他们经常会有孤独的感觉，会有陷入灭顶之灾的惶恐，会油然而生“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他们自己也是从浑沌中走来，未来是成功、是失败，是福、是祸，是欢乐、是痛苦，是艳阳鲜花、还是铁窗黑牢？皆一无所知。
1981年3月，梁湘到达深圳上任，他虽然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有一点却很清楚，他对友人说，已经做好了准备，不进法院，就进医院，死后埋在梧桐山。梁湘1998年12月13日病逝，死时仍在中央纪检会的审查中。梧桐山是深圳市区的一座小山，梁湘没有料到的是，他死后埋在梧桐山的资格都没有。
（二）
讲到当年的经济特区，首先要问的是：“谁是特区首创者？”这个问题似乎有现成的答案，几乎所有人都会说：是邓小平。如果把经济特区比作一篇大文章，那么首创者就应该是为大文章撰写开篇的人。其实，为特区这篇大文章撰写开篇的人，开启特区这场实验的人，不是邓小平，而是习仲勋。后来有歌曲唱道，深圳特区的创建，源于“一位老人在南海画了一个圈”，那么这位画圈的老人，根本不是邓小平，而是习仲勋。
自1992年的春天，邓小平已不担任任何党政职务，他以普通党员、普通公民的身份，再一次视察建立已十多年的深圳特区，并声言“特区是我的实验”，自此，中国的经济特区，就与邓小平的名字，密不可分了。深圳闹市的大街上，矗立起邓小平的巨幅画像，画像前面建成广场，为人们瞻仰画像和在画像前拍照提供场地。接着又在梧桐山上为邓小平立了一尊雕像，这就造成了邓小平是深圳经济特区、乃至中国所有经济特区首创者的既成事实。深圳人不了解自己的历史，中国人所了解的深圳创建的历史，是不真实、不准确的历史。
习仲勋为中共元老之一，1950年代位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秘书长。他是中共党内陕北帮的首领，陕北帮是中共党内的一个小山头。习仲勋从延安时期起，就受毛泽东的压制打击，为官之路坎坷艰辛。1962年，又卷入小说《刘志丹》事件，被毛泽东指“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仕途走入极暗时期。1980年代，他曾为被邓小平罢黜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鸣冤拍案而起，并且同情在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和平请愿要求中共反贪污反官倒的北京学生和市民。1990年代中、后期，他为躲避邓小平的整肃，装疯卖傻长居深圳不肯回北京，直到2002年5月去世。习仲勋不会想到的是，他的儿子习近平后来成了毛泽东的继承人，并且让邓小平的后人吃尽苦头。
1970年代后期，在文革中被打倒的习仲勋复出，获委任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这对他来讲是降职任用。我曾跟随习仲勋下乡视察，并报道他在从化温泉宾馆召开的工作会议。印象中习仲勋是一位和蔼可亲、有热情和责任心、思想并不保守的官员，但有老人的通病：讲话啰嗦，一开口就跑题。并且和大多数中共高官一样，喜欢带着老婆、儿女、孙辈一起出巡，享受基层的招待。1978年，中国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革浩劫，开始“拨乱反正”。年底，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紧接着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会上，习仲勋向邓小平陈述了关于让广东“对外开放”先行一步的设想。这是习仲勋出任广东省委书记后，面对广东民众大逃港的现实，几经调查研究，看到广东毗邻港澳、海外华侨众多，这是别的省份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优势，而提出的设想。习仲勋统一了广东省委的认识，决定向中央报告：建议在宝安县紧靠中港边界线处划出一块地方，创办中国第一个“出口加工区”，引进境外的资金和原材料，加工成品，再出口境外。“出口加工区”后来改称“经济特区”，这就是深圳特区的原始构想。
习仲勋对邓小平说：广东对外开放，条件比国内哪一个省都好，但是由于旧的经济体制把人们的手脚捆得紧紧的，使广东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优势。习仲勋说：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因此希望中央同意广东搞一个新体制，就是在毗邻香港的宝安县，划出一块地方，创建一个出口加工区。
由于习仲勋是中共元老之一，长期在中央工作，他创建出口加工区的主张得到包括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共最高领导的支持，最后拍板的不是邓小平而是华国锋。邓小平是听取习仲勋汇报的中央领导之一，他在听了习仲勋的汇报后，讲了一番过甚其辞的话，他说：“深圳就叫特区，当年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要杀开一条血路，你们谁敢去？”正是这番话，将“加工区”正名为“特区”。不久，习仲勋上调中央，特区的事交给接任的省委书记任仲夷来办，习仲勋就无缘参与特区的建设了。
1979年宝安县升格改称深圳市。国务院成立了“特区办公室”，由国务院副秘书长何春霖任特区办主任，归属主管对外经贸工作的副总理谷牧分管；广东省政府相应成立“特区办公室”，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兼特区办主任。特区建设开始规划，于1980年正式启动。可以肯定的说，没有习仲勋，就没有今日中国的经济特区，历史地、公正地讲，习仲勋才是中国经济特区的首创者。习仲勋在广东省工作期间，建树不多，声誉也不高。他有搞好广东省工作的愿望，但大环境和个人能力的局限，使他没能在广东留下更多政绩和给广东人民留下深刻印象。但作为中国经济特区的首创者，仅此一点，便足可令他青史留名。如果要撰写一部忠于史实的中国经济特区史或改革开放史，习仲勋作为经济特区的首创者，当占有重要一笔。
虽然邓小平不是深圳特区的首创者，但他对深圳特区发展的影响，在中共最高领导中，无人可比。深圳特区创立后，中央领导人，除陈云、李先念外，几乎都到深圳特区视察过，但没有哪一位领导人像邓小平那样，对特区的造访，能引起海内外异常的震动，造成全国性的、历史性的影响。1984年初，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珠海，分别给这两个特区留下一段题辞：“深圳的经验和发展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特区好”。顿时使当时饱受保守势力攻击、正处于低潮中的经济特区，起死回生，扬眉吐气，并在全国推动起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浪潮。十四个沿海城市开放了，造就出1984到1986年，改革、开放之初最为辉煌的三年。
这里要说一说邓小平为深圳题辞的事。1984年初邓小平带着全家南下广东过年，视察深圳、珠海。在深圳，他自始至终，脸色严峻，一言不发，也没有说要给深圳题个辞。及至邓小平离开深圳到了珠海视察，即将结束时，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不失时机地向邓小平索要题辞，邓小平心情大好，挥笔写下“珠海特区好”五个字。不写尚无事，为珠海题辞却没有为深圳题辞，这对深圳领导人有如晴天霹雳。此时邓小平已离开珠海到了广州，住在坐落于珠江中的广东省委珠岛宾馆。于是深圳领导紧急磋商，派了曾担任前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的警卫员、后在广东省委接待处工作、与邓小平和邓的家人熟悉、能说得上话的深圳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接待处处长张荣，火速赶到广州。张处长在小岛宾馆用尽浑身解数，说动了跟随出访的邓的妻子、女儿，请邓小平为深圳题辞。深圳的领导则如热锅上的蚂蚁般焦急等待。末了，在一个早晨出外散步之后，邓小平问身旁的女儿邓榕：“真的要题吗？”邓榕说：“要的。”于是邓走进房间，大笔一挥，将张荣交给他的深圳领导提供的题词内容抄写了一遍。
邓小平的题辞、尤其是给深圳的题辞，被官方称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伟大的战略布署”，知道事情内情的人知道，这一切来得有点儿戏。邓小平为什么给珠海题词却没有给重要性远非珠海可比的深圳题词，到了广州经女儿说情才勉为其难？令人费解。这里有一事实可供分析：邓小平是带着全家十多口人，包括老伴、女儿、外孙、孙子，到广东过年，年夜饭没有在深圳吃却到珠海吃，一顿年夜饭花掉珠海公帑二十万元。席间有花絮，他的孙女跑到爷爷面前，抗议为什么爷爷有茅台喝，她只能喝汽水。那一次我从头至尾跟随邓小平一家深圳、珠海的行程采访。说不定是珠海的二十万元一顿年夜饭，让邓小平对珠海的观感大好，却把深圳吓了一大跳，并且差一点没有发生这一场“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伟大的战略部署”。
邓小平1992年初再一次南巡视察深圳经济特区，他虽然已是不拥有任何党政军职务的普通党员、普通公民，但其影响，更胜于1984年那一次。原因当然是在六四屠杀后三年间，中共党内保守势力猖獗，中国经济滑坡，改革、开放全面倒退，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崩溃。邓小平南巡，实为这位忧心忡忡的风烛老人，为挽救六四屠杀后危机四伏的中共政权，做最后奋力一博，也向正倒向保守阵营的江泽民发出警告。邓小平在南巡视察说的那句话，“特区是我的实验”，说明此时，他已经把中共政权的存亡及他个人身后的荣辱，相当程度上系于经济特区的兴衰、改革开放的成败了。
想把创建经济特区的功劳贪为己功的也有其人。1990年底，当深圳经济特区举行创立十周年庆典的时候，有人突然冒出来对深圳特区的领导说：“创办特区，我是始作俑者。”发出这声音的，就是因89民运期间在上海关闭和整肃《世界经济导报》，受邓小平等中共老人赏识而在六四镇压后上台，当上了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江泽民的话，让在场的人听得一头雾水。
说江泽民与特区毫无关系，也不尽然。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广东省宝安县设立出口加工区，江泽民当时担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副主任，奉命率有关部委及广东省的一众官员，到有出口加工区的国家考察，一口气跑了十几个国家，回来将所见所闻向中央写了一篇报告就算交差了，仅此而已。以后，创办特区的事情便与他无涉了。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江泽民只能算得上参与创办特区做了一丁点儿微不足道的工作，往后人们在对经济特区创办之初进行回忆的时候，从来也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场合提到过江泽民。
（三）
习仲勋、邓小平，在深圳创建经济特区，最重要的原因，是看到深圳毗邻香港。没有香港就不会有深圳特区。把珠海办成经济特区，也是因为珠海毗邻澳门。其他两个特区，汕头特区、厦门特区，由于离香港、澳门较远，发展就大不如深圳、珠海。我曾到汕头、厦门采访，见那里的官员和百姓，对特区的理解和办特区的热情，不可与深圳、珠海同日而语。如果将深圳与珠海相比，由于香港当年为远东金融中心、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澳门只是一座赌城，珠海的发展就远不及深圳。
香港人杰地灵，在英国的百年治理下，实为地球上一块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香港不仅对深圳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影响也是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不可取代。
邓小平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说过：“在中国造几个香港”。此一宏愿，本可在深圳首先实现，可惜的是，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只经过二十五年，便已失掉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蜕变成与中国内地别无二致的一座城市，把邓小平的“在中国造几个香港”变成“把香港造成深圳”，当年沾的香港的灵气而发展起来的深圳，如今带给香港的是晦气。这是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发生在深圳、香港间与1980年代截然逆反的另一个故事。
深圳与香港，是山水相连的一片土地。公元1897年前，这两块地方同属广东惠州府宝安县所辖。1897年，满清政府与英国签订条约，以深圳河为界，把宝安县与新界、九龙、港岛分成两处，但两地仍有割不断的血脉关系。深圳和新界、九龙的原住民皆客家籍，操客家语，风俗习惯、穿着打扮无不同；宝安方面的许多农民耕地在新界，每天过河到新界耕种；深圳与新界每逢农历新年，百姓都吃客家风味的年糕，玩客家色彩的“抢花炮”游戏。
深圳与新界、九龙、港岛，在明朝时统称大鹏，府城建于南海大鹏湾畔。距府城不远，可见一处叫做“大鹏守御所”的旧址，明末一位姓张的朝廷命官，率兵在此抗击倭寇对大明朝南疆的侵犯，是英勇捐躯之地。珠江出海口深圳这一边，有一处地方叫南山，南山最高处，有一个“左炮台”旧址，乃清朝两广总督林则徐抗御大英舰队，鸣响号炮的地方。到民国年间，新界、九龙、港岛归英国管辖，但界河深圳河仍不设防，两岸居民自由往来。抗战时期，深圳、新界一带流传着抗日英雄刘黑仔的故事，传说他手执双枪，飞檐走壁，出没无常，时至今日，深圳、新界一带的客家老人，没有不知道刘黑仔的。
至于深圳这块土地更久远的历史，与中国深厚的五千年历史比较，却是无足轻重，如果不是这个地方建立了经济特区，那一鳞半爪的史实，不会有人提起。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曾撰写一本讲述深圳历史的小册子，说深圳海边一个叫做“铁仔山”的地方，出土了一块一千多年前东汉熹平年间的砖画，画的是一个古怪的人头像，头像的一双眼睛凝视天空，头像两边绘有两枝带镞的箭，箭头向上。那块砖画的作者应该是一位巫师。作者说砖画透出神秘的信号，仿佛向今天的深圳预示着什么。难道一千年前的巫师已预示深圳这地方，到了1980年代，要办经济特区，要为中国增添一座超大城市？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显然在编造一个无稽之谈。
深圳这地方，如果不是依傍香港，“人杰”、“地灵”都不得见。时至中共统治下的1949年到特区建立前的1979年，三十年间，同一块土地那一边的香港人埋头经济发展，使得香港一举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而深圳，却埋头设立“政治边防”，蓄意灌输对香港的敌意。“政治边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建立的，特区建立之初，我去仅以一条街道为界分开深港两地的小镇沙头角，仍清晰可见街头房屋墙壁上涂写着“不忘阶级斗争”的标语。
抓来抓去，抓出了多少令人心酸的故事。1980年统计，深圳男女比例是一比八。整村整村的青壮男丁都跑光了，留下老弱妇孺，生活全靠外逃香港的亲友接济。大鹏湾岸边的一个村子，男青年跑剩下一个瘸子，瘸子成了村中女青年追求的对象：瘸子吃饭有女青年争着把饭端到他面前，瘸子出门有女青年争相背他。听了这个故事，有人哈哈大笑，我却笑不出，反而想哭。那是该咀咒的年代，“政治边防”把香港的灵气挡在了境外。那时，中华大地邪气弥漫，深圳何灵之有！
假如不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外开放，假如对外开放不是首先从建立经济特区开始，哪怕深圳旁边紧靠着一百个香港，深圳也沾不上香港的分毫灵气。深圳特区建立头十年，创造了举国闻名的“深圳速度”，一个又一个令内地人目瞪口呆的奇迹。深圳，还是那些山，那些水，那片土地。在那片土地上，起初一无资金，二无资源，有的仅仅是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这政策其实就是，把深港间的边界打开一个口子，让外边的风吹进来，深圳便飞起来了。如古人诗曰：“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于是深圳灵气十足，成了中国的风水宝地。
（四）
大约1979年9、10月间，有一批“勇敢分子”，每人带着简单的行李，从广东省政府出发，来到刚刚升格改称的深圳市。为首的是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新组建的特区办担任主任吴南生，他是奉省委书记习仲勋之命，到即将成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担任市委书记。起初，这些人住在原县政府招待所。招待所客房不多，为了不影响招待所接待客人，后来便在招待所后面的一块空地上盖了一排小房子，每间房能放下一张小床和一张书桌，住了下来。
住进这排小房子的，是刚刚组建的广东省特区办的成员，包括：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秦文俊、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的丁励松、广东省财政厅副厅长司马鲁、广东省侨联副主席林文生等等。
吴南生文革后复出，曾主持文革期间大字报《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平反工作，释放了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监狱的大字报三位青年作者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吴南生还曾代表广东省委宣布平反省内所有右派。吴南生另一个为人称道的是：六四屠杀让他极度愤怒，他要宣布退党，被他的下属劝止而作罢。
秦文俊则为原中共中央中南局的干部，中南局撤销后，调广东省委，文革后任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委副秘书长，他在特区办工作时间不长，便在深圳升格为副省级后任市委副书记。六四后，他凭着曾与江泽民一起出国访问小有交情，转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实际负责特区办工作的是丁励松，他文革前曾是原广东省委书记陶铸的秘书，参与过陶铸对一代中国青年影响巨大的文章《松树的风格》、《理想、情操、精神生活》的写作，文革后先后调任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总编室主任、省委文教办处长、省政府副秘书长。
之所以在此一一写下他们的名字，是因为想起中国经济特区的初创，我就会想起他们。而他们，却早已被人们遗忘。我曾翻阅我所能找到的官方出版的特区史书，竟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事迹。
今天的深圳，早已由经济特区发展成了一座经济发达的特大城市，中共的官员们争相来深圳来谋一份优差，是贪污腐败分子麇居之地。不过在当年，办特区，去的人确实需要有点勇气。
19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结束，但文革中“打倒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阴谋”的喧嚣，音犹在耳，人们仍在防备不小心被安上一个罪名，被革命群众“砸烂狗头”。那时中国人仍然与世界隔绝着。路上走着一位黄头发、蓝眼睛的“洋人”，人们都会好奇地凑上去围观。即使在毗邻港澳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哪一条街道、哪一座村庄来了一位“港客”，都会被警惕的官员和群众视作境外敌人派来的特务加以防范。那时，谁也不知道“特区”为何物，会给中国的红色江山带来什么？也许，是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盒子，一打开，便会放出魔鬼、瘟疫、罪恶和灾难。
而踏进深圳的那一批“勇敢分子”，也难以对特区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但他们知道，特区是个好东西，它将给中国带来希望。不过他们也担心自己的这个差使，弄得不好，会被人指控把帝修反引入国门，令资本主义复辟，最终自己跌入深渊。在斟酌特区名称的时候，他们决定在“特区”前面加上“经济”二字，以示这个特区决无任何非社会主义的政治属性，仍牢牢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在“特区”前面加上“经济”二字，是“勇敢分子”们向中共中央的一个表态，也是为自己买的一个保险。由此可以看到他们当年那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
勇敢分子们到达深圳，首先做了一件在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制定《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并在深圳划出了一块三百六十五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经济特区。特区条例于1980年8月26日经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生效，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遂宣告诞生。《条例》向全世界昭示：“特区鼓励外国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业，投资设厂，或者与我方合资设厂，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并依法保护其资产、应得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从此，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便以《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的制定、施行为主要标志，降临到到中华大地上了。
继首批“勇敢分子”到达深圳的，是以梁湘为首的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成员。他们奉中共广东省委的调令，从省委、省政府机关、各厅局、各企业、广州市所属各部门调来，其中包括从广州市轻工业局局长任上来出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的周鼎，他后来成为梁湘最重要的助手。
这里尤其要说到一位不平常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孙凯风。梁湘主政的深圳，不设人大和政协，只设中共深圳市委、市人民政府和深圳特区发展公司三大机构。发展公司的任务是：根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规划并实施整个特区的经济发展，开发土地、引进外资、兴办企业。发展公司引进日本的熊谷组、香港的和合，开发三百六十五平方公里特区土地，便是发展公司最早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该公司还先后参与盐田港集团、南油集团、南山集团等一批深圳早期大型集团公司的组建，培植了万科、深房、深华源、深国商、特发信息、深特力等上市公司。该公司早期开发项目还包括香蜜湖度假村、小梅沙海滨酒店、国贸大厦，以及由其属下房地产公司经营的住宅小区。组建并担任特区发展公司董事长的便是孙凯风，他在深圳享有市委常委的待遇。孙凯风是我的采访对象，他把我当作无话不谈的挚友，发展公司的远景规划和实施的报告，邀请我参与起草。
孙凯风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条横幅，为晚清两广总督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表明他的人生理念。他调特区发展公司之前的公开职务是广东省体委副主任，没有公开的职务是中共调查部的高级官员。作为广东省体委副主任，他曾带领国家和广东的体育运动队，出访过四十多个国家。他既是体委副主任，又是深圳最大企业的董事长，但仍是调查部的官员。有一天他推掉了与我的约会，告诉我，他要临时去一趟澳门，会见一位从美国来的华人媒体专栏作家。我从青年时期，便经常从新华社出版的《参考消息》阅读这位华人作家撰写的时政评论。美国华人作家与孙凯风有什么关系？显然，他去澳门的身份不是深圳特区发展公司董事长，也不是广东省体委副主任，而是调查部的高级官员。至于他如何当体委副主任的？我曾问他：你带领运动队出国，是比赛，还是监视运动员？他笑而不答，我是多此一问。
梁湘下台、李灏上台后，发展公司今非昔比。一群来自东北据说受李鹏派遣如饿狼般的官员接管了发展公司高层，这伙人一进入发展公司总部大楼便说：他们捞够了，该轮到我们了。而孙凯风则被香港新华社社长许家屯点名要去，出任新华社兴办的企业鑫隆公司董事长。鑫隆公司获赵紫阳亲批拨款两亿美元开办，与外贸部的华润、交通部的招商局、荣毅仁的光大、广东省的粤海，同属香港最重要的中资企业。鑫隆公司总部设于上环的信德中心，面朝美丽的维多利亚港。我调深圳工作期间，孙凯风曾应省长梁湘的邀请访问海南，专程来《海南日报》看望我。他参观了《海南日报》破旧的大院，我简陋的总编辑办公室和狭窄的宿舍，感叹我能够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办成一张一流的省报。我请他投资参与《海南日报》的发展，他爽快的答应了。不久，我随副省长辛叶江率领的海南省代表团去日本访问，与日本劝业银行商讨为海南发行债券时宜，路过香港短暂停留，孙凯风请我到信德大厦，参观鑫隆公司总部，并在大厦餐厅请我喝了一顿丰盛的午茶。席间，他再次向我承诺：投资《海南日报》，为海南新闻事业的发展助一臂之力。但第二年，《海南日报》与鑫隆公司的合作准备启动之时，六四屠杀发生了，一切便无从谈起了。
六四后，许家屯流亡美国。香港新华社社长接任者周楠借清查鑫隆公司和孙凯风，矛头指向许家屯和赵紫阳，结果一无所获。周楠悻悻然，只好允许孙凯风退休返回深圳。
我是在美国得知孙凯风去世的消息。他死于脑溢血。孙凯风是早年深圳的一代风流，为深圳特区的创建与发展留下一篇传奇故事。
（五）
吴南生给深圳经济特区一个良好的开局，继吴南生之后，率领中共党内一批勇敢分子，为深圳特区的开拓与发展做出贡献并付出巨大代价的，是梁湘。
我在海外一家网站上看到一则消息，说深圳有许多人要求公正评价早年的改革者，提出修建改革者纪念公园，为改革者的代表人物——原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梁湘立碑。这不禁使我感叹：深圳总算有良知未泯的人！
不过，在当今中国，我不认为人们“修建改革者纪念公园”和“为梁湘立碑”的愿望能实现。在愿望不能实现之前，人们只能把中共深圳市委市政府早期办公楼前面的那座《开荒牛》雕塑，视作梁湘和深圳特区的开拓者、建设者们的一座纪念碑。
塑像是当年广州美术学院著名雕塑家潘鹤教授的力作，于1984年5月间落成：一头老牛，正奋力耕耘，它似乎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耕耘之外，等待着它的还有什么事情。
我在担任《羊城晚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期间认识梁湘，除了工作关系外，个人之间的来往不多。后来我调任《人民日报》驻深圳首席记者，《人民日报》有要求，驻各地的记者不得与当地领导有私人交情、来往过密。不久梁湘“退居二线”，只担任中共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闲职。此时我与他没有了工作关系，反而与他常常来往。梁湘退居二线后感觉痛苦的一件事是：他的继任者李灏全盘否定了他在任时实行的深圳特区的特殊政策，将深圳只作为一个新兴的城市来建设。为此我曾写内参向中央报告梁湘退居二线后深圳发生的这些变化。我家与梁湘家相隔不远，我有空便到他家坐坐，陪这位门庭冷落、心情忧郁的老人聊天。每次他知道我要来，便事先沏一壶好茶等我，他家后院有一颗木瓜树，木瓜熟了，等到我来才采摘，与我共享。1987年4月，我建议他不要每天枯坐家中，现在无官一身轻，正好外出旅游，去未曾去过的地方看看。他说新疆没去过，他有一位老战友曾担任新疆的副书记，多次邀请他，于是便决定去新疆看看西域风光。
世事难料。1987年五一前夕，在沈阳与当地民众欢度劳动节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令中央办公厅紧急打电话到深圳市委找梁湘。深圳市委不知道梁湘去了哪里，断定只有我知道，一位副书记便来问我，我说去了新疆。于是中央办公厅派专机把梁湘从新疆接到沈阳。赵紫阳接见梁湘和同时到达沈阳退居二线的前广州市委书记、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许士杰，通知梁湘出任新建制的海南省省长，许士杰出任省委书记。梁湘回到深圳，匆匆收拾行李，便赴海南上任了。在筹备建省期间，许士杰担任建省筹备组组长，梁湘担任副组长。梁湘到海南后，邀请我到海南看看，随后又邀请我到海南筹建将升格为省报的《海南日报》，担任总编辑。
从1987年5月到六四屠杀，我目睹梁湘作为一位伟大改革者，在海南度过的两年最光辉和最暗淡的日子。
梁湘原籍广东开平，父亲是美国华侨。梁湘青年时代投奔延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共内战时期他随解放军攻占东北，任中共辽阳市委书记。50年代由辽阳调广州市，先后任工商局长、副市长、市委副书记。文革中被批斗、打倒，文革后期复出，任粤北韶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文革结束后又回广州任副市长、市委第二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常委，而后调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
梁湘把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共产党，他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在老一辈共产党人中，不乏情操高尚、忧国忧民，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愿肝脑涂地之士，梁湘便属于这类共产党人。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共产党尽管邪恶，1980年代，党员中仍有赵紫阳、胡耀邦、胡绩伟、梁湘等等中华民族的一代精英，他们不属于共产党，他们属于人间正道。
回过头来再说那头开荒牛。看上去，梁湘简直就是一头牛：黝黑的皮肤，粗壮的身材，给人以精明不足憨厚有余的感觉。怎知道，他却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一位先锋，一面旗帜，他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人生经历，深具传奇与悲剧色彩。
梁湘1981年10月出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他和其他到任的党政领导一起，住在宝安县新园招待所里。他走遍了深圳的山山水水，每天回到招待所常常是一身尘土，一脚泥巴。晚上还要一边挥着大葵扇赶蚊子，一边找人开会，制定规划，安排人事。他在深圳过的第一个农历年除夕，白天视察市场，看节日商品供应是否充足，晚上请招待所饭堂的厨师做了几桌菜，把节日里仍在工作岗位上的市领导、秘书、司机、服务人员、记者，还有上述人员临时来探亲的家属们，请到一起，吃了一顿团年饭。他举杯向大家敬酒说：“同志们，来特区创业，辛苦了！”大家都感到心中温暖。
时过不久，深圳便起飞了。有一个名词经新闻媒介传遍全国，那就是“深圳速度”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蛇口经验。深圳三天起一层高楼，一夜铺好一条马路，仅用了五年时间，便有数百幢高楼拔地而起，数千家工厂、商店开工，工商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事业相应发展，成为中国大陆一座经济最活跃的城市。那时，中国仍是计划经济体制，全民还在吃大锅饭，全国一片懒庸状态，国民生产如蜗牛爬行，“深圳速度”和“蛇口经验”令全国上下感到新鲜、刺激，精神为之一振。我有幸参与了“深圳速度”和“蛇口经验”的报道，那些振奋人心和振聋发瞆的口号，通过媒体的报道传遍了全中国。
梁湘在深圳工作其间，被中国的新闻媒体评为“全国十大风云人物”。其实梁湘并非圣人，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杰出的才能。他与诸多中共官员的不同之处在于，思想较为解放，少一些腐朽之气，多一些为国为民办事的愿望，因此他就能想别人不敢想或不愿想，做别人不敢做或不愿做的事。他提出：深圳既然作为经济特区，就应该“特事特办”。他主持制定了“四个为主”的特区建设方针：“引进外资为主，市场调节为主，工业为主，产品出口为主”。为增强引进外资的能力，他提出“外引”的同时要“内联”，联合各省市、中央各部委的企业，到深圳来投资，大家共同为开发特区出钱出力。
在不同凡响的特区建设方针下，梁湘与深圳特区的开拓者、建设者们一起，推行了许多超前于当年中国现实的改革：深圳是第一个实行土地和商住楼宇商品化的城市，土地成了吸引外资的最大资本；深圳是第一个实行建设项目公开招标的城市，保证了深圳建设的高速度、高质量、低成本；深圳又是第一个取消商品价格管制的城市，除粮、油等基本生活资料和煤炭、石油等基本生产资料外，所有商品都自由买卖，余缺和价格由市场调节；深圳还是最早引进外资银行，并部分取消汇率管制的城市。着眼于特区的未来发展，梁湘又着手规划并逐步实现管好二线（深圳与内地的分隔线），开放一线（深圳与香港的分隔线），试图将深圳与香港融为一体，让特区经济汇入世界经济中去。可以说：没有深圳的开拓探索，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梁湘，就没有深圳的开拓探索。
责编：陈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