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期，我亲身体验了《人民日报》上下同心，焕发出的昂扬正气和朝气蓬勃的精神，《人民日报》有了“人民”的味道了。后来六四屠杀发生，胡绩伟连同他的继任者、《人民日报》的改革派，与中共党内改革派一起全军覆没，一大批倡导体制改革、支持89民运、谴责六四屠杀的编辑记者被抓捕入狱或流放边远。他们中许多人是《人民日报》与中国社科院合办的新闻研究生院培养的杰出新闻人才，已担任报社中层领导。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位根据邓小平指示执笔撰写四二六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的《人民日报》编委兼评论部主任，由于他本人在89民运期间反对首都戒严、反对六四屠杀，六四后也被整肃流放到边远省份，担任闲职，显现了中共报人的人生悲剧。
我到《人民日报》后，被分配到记者部，接着，便被派驻深圳，出任驻深圳特区首席记者。记者部是《人民日报》最大的一个部，除了我们这些派驻各地的记者外，《人民日报》许多老资格记者也属记者部，他们拥有高级记者职称，行政级别最高达八级。刘宾雁，也是记者部老记者群中的一员，不过他是老记者中年轻的一位。老记者中，有的延安时期就在《解放日报》或新华社工作，国共战争时期，大多数是中共野战部队的随军记者。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凡的经历，都有上通天庭的关系。在记者部常有这样的事：某老记者接到某元帅、某将军、某部长、某副总理、某政治局委员、常委打来的电话，说好久没见了，今天家里包饺子，请他来家吃饺子、喝酒。
我在《人民日报》工作的时间不长、离开《人民日报》已经很久。作为新闻人，我为曾见证和参与缔造《人民日报》的一度辉煌而感到荣幸。这就是我的《人民日报》情结。
我调《海南日报》工作时，对《人民日报》恋恋不舍。我向《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总编辑谭文瑞提出，我在海南工作三年、五年，只把党的组织关系转去海南省委，行政关系留在《人民日报》，三、五年后回《人民日报》继续当记者。钱李仁和谭文瑞答应了。《人民日报》有先例，一些曾被调往地方报纸任职的记者，多年后，又返回《人民日报》。但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和省长梁湘对我这个念头很有意见，他们认为我给自己留后路，说我没有打算全心全意献身海南大特区建设。梁湘对我说：来海南，就像在深圳一样，一往无前，别想给自己留后路。我拖延一年多后，迫于许士杰、梁湘的压力，只好改变初衷，与《人民日报》脱钩，把行政关系也转来海南。我回北京办理调转行政关系的手续时，《人民日报》记者部的同事设宴为我践行，我在宴会上，在几分酒意下，情不自禁大哭一场。
（八）
六四屠杀后，《人民日报》许多在推动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中做出杰出贡献的领导人、编辑、记者惨遭整肃，但也有人借这一场历史性的事变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卑鄙的人生道路。这里有我熟悉的两个人值得写上一笔。
一是杨振武，三是朱维群。
杨振武是我在《人民日报》记者部的同事，那时我担任《人民日报》驻深圳特区首席记者，他担任驻河北首席记者。我的印象是，他并非出色的记者，却是一位循规蹈矩、老实听话的年轻人。“六四”屠杀前，他参加了八九民运首都新闻界的游行，和大家一起喊出“我们想说真话，别逼我们造谣”的口号，但“六四”后，他急速转弯，不但没有像其他同事一样被整肃，反而获重用，升任记者部副主任、主任一直升迁到《人民日报》编辑委员兼海外版总编辑，后调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决定他快速升迁的，是当年担任驻河北记者期间，采访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写了一长篇人物通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把习近平好一通表扬，这篇报道成了习近平从河北正定县调升福建厦门任副市长的垫脚石。而习近平由厦门副市长一路升迁为福建省长、浙江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杨振武就在上海再一次遇到习近平。2013年习近平获取了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立即将杨振武调回《人民日报》出任总编辑和社长。在2013年4月至2018年4月杨振武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期间，就像民国初年袁世凯之子袁克定为袁世凯称帝而为其一人办的《顺天时报》一样，将《人民日报》办成了只为颂扬习近平一人而办的《顺天时报》，创造了《人民日报》头版的所有稿子全部报道习近平，每篇稿子的标题都冠以习近平名字的先例，而这些关于习近平的报道全无任何新闻价值。《人民日报》成了《顺天时报》，由杨振武开创，一直延续至今，这在世界报业史上堪称荒唐丑陋得不可思议。杨振武对媒体的败坏登峰造极，后人尚无法超越。论卑鄙，能与他比肩的只有王晨：六四屠杀后，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王晨愤而退党，被人劝止。六四后王晨担任了《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炮制《中国人权白皮书》，之后又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是怎样转这个弯的？其实不难，昧着良心便可以了。
我的另一位《人民日报》同事朱维群，六四后当上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是中共少数民族政策的主要执行者。据说他先后三十多次前往西藏，布置对藏民的统战和镇压，他的后半生几乎所有精力都用于污蔑、攻击受藏人尊崇的达赖喇嘛。他在任期间，一百多位藏人自焚，对此任何人都会动恻隐、同情之心，但朱维群却污蔑达赖喇嘛“想把藏传佛教变成一种自杀教、自焚教。”朱维群的言行表明他已经放弃了人性的底线，他的意识中充满兽性。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对朱维群的印象是：诚恳、诚实、有羞愧心，是个好人。1987年海南筹备建省，我奉调出任《海南日报》总编辑，朱维群那时是《人民日报》国际部驻南斯拉夫记者，在一次驾车外出时与一辆大货车相撞，坐在他车上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夫人当场死亡。他是这场车祸的肇事者，南斯拉夫法院判处他三年徒刑，碍于他是中国记者，判刑后并未执行，把他遣返中国了事。我见到的朱维群，三年刑期未满，神情沮丧，有羞愧之心。他不愿意继续留在《人民日报》，希望到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工作，海南省便成为他的首选。他通过我记者部的一位同事找到我，我表示愿意帮助他摆脱现在的处境，答应在《海南日报》为他安排一个相当的职位。我回海南即为他办理接收手续，当省委组织部准备向《人民日报》发出商调函时，朱维群没有知会我，通过门路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后来又去了统战部，很快升迁为正部级的常务副部长，干起了毁灭藏族文化、亵渎藏传佛教和藏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镇压藏人反抗的勾当，由人变成一只凶残的狼。
我为在1980年代曾与《人民日报》许多优秀的报人共事而感到荣幸和骄傲，也为曾经与杨振武、朱维群这样的卑鄙报人共事而感到羞耻。
（九）
我这一生曾遇到三位对我影响至深的伟大新闻人，一位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便认识后来成为《人民日报》同事的刘宾雁，一位是89″六四“后流亡美国结识的“中国记者第一人“、原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陆铿，第三位就是胡绩伟。前两人都已去世，胡绩伟也走了，他是在中国政治改革可望出现一线曙光，中国新闻改革呼之欲来之时离我们而去。
人之伟大，有的是因为创建了一个伟大理论，有的是因为进行了一场伟大实践。胡绩伟是报纸“人民性高于党性“理论的创建与实践者，是中国新闻改革的先驱。
《人民日报》从来是党的而不是人民的，自胡绩伟主政后才有了人民的色彩。从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开始，为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推波助澜。没有胡绩伟主政的《人民日报》，就不会有中国的黄金1980年代。没有胡绩伟主政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更是罪恶累累，一无是处。
我与胡绩伟先生接触不多。对一位伟人的感受，其实不需要朝夕相处。
1986年初，我在《羊城晚报》深圳记者站站长任上，接到《羊城晚报》总编辑的指示，要我接待到深圳来的胡绩伟先生。当时胡绩伟因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被免去了《人民日报》社长职务，转任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他一到人大就着手推动制定《中国新闻法》。他到深圳，目的是邀请香港新闻界人士过来，为制定《中国新闻法》提供意见，并顺道考察深圳特区。胡绩伟不愿意受深圳官方的接待，也不愿意接受具有省委机关报身份的《南方日报》接待，认为那有碍于他了解真实的深圳，他选中与民间较为贴近的《羊城晚报》。《羊城晚报》深圳记者站配有一辆面包车，记者站有自己的小饭堂，胡绩伟在深圳的几天，我为胡绩伟张罗召开座谈会，陪同他到深圳四处参观，胡绩伟一日三餐都在记者站的小饭堂用餐。小饭堂的小厨娘，是一位从农村来的姑娘，小厨娘特别喜欢这位比深圳市委书记、市长官还大的和蔼可亲的老头，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给他做好吃的家常菜。胡绩伟特别喜欢吃记者站的家常菜，一边吃一边夸小厨娘好厨艺。
胡绩伟第一次到深圳，我一边陪他参观，一边向他介绍深圳特区创立的来龙去脉，创建以来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前景，并且向他讲解围绕建立和建设深圳特区，发生的争论。我向他表达了对深圳在全国未实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情况下，特区在旧体制的包围中，面临的艰难险阻和有可能失败的担心。胡绩伟对我的介绍和讲解连连称道，对我所表达的对特区未来成败的担心表示认同。他说听过许多对深圳的描述，但第一次听到如此深刻的分析，赞扬我作为年轻记者，实属难得。胡绩伟完成了深圳的工作，临走前，问我：“小程，你愿不愿意到《人民日报》工作？如果愿意，我向《人民日报》推荐。”我一愣，胡绩伟这话不像是随意说的，我心中一喜，回答道：“愿意！”胡绩伟走后，我怀疑自己是否把胡绩伟的话理解错了，我知道，进入《人民日报》的门槛非常高，从地方报纸调进《人民日报》的情况很罕见。但胡绩伟走后不出一个月，《羊城晚报》便收到《人民日报》人事局通过广东省委组织部转发来的调令，要求我半个月之内前去北京《人民日报》报到。从我的调动看，胡绩伟虽然离开了《人民日报》，但他对《人民日报》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胡绩伟到全国人大后致力于制定《中国新闻法》，遭受重大挫折，原因是陈云的几句话：“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们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的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就这样，胡绩伟几经努力草拟的一部《新闻法》，在送交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前夕，因陈云的这句话而胎死腹中。
胡绩伟对于我，不仅是我进入《人民日报》的举荐者，更重要的，他的“报纸的人民性高于党性”的理论与实践，彻底改变了我的新闻理念，影响了我的后半生。
我带胡绩伟在深圳各处参观考察期间，我向他讲述我对建设深圳特区的思考的同时，也聆听了他讲述“报纸的人民性高于党性”新闻理念。
胡绩伟说：一张报纸，从事新闻工作的每一位编辑记者，应牢记“人民性高于党性”，当党与人民发生冲突时，毫不犹疑的站在人民一边。共产党宣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当然包括高于党的利益。如果党与人民的利益发生冲突，那就证明党犯了错误。胡绩伟说：坚持“人民性高于党性”，才是新闻工作者的党性原则。
我自小在中共的生态圈中长大，从事新闻工作，一向以党性为自己的最高思想和行为准则。虽然从来没有想明白党性这个概念指的是什么东西，也没有想明白党性与人民性有什么不同，全身每一个细胞都经过共产党的党性原则侵蚀的我，不可能有深入思考的思想功力。胡绩伟的“人民性高于党性”的论述，使我的思想豁然开朗，长期得不到答案的困惑得到解答，从那时起，报纸的“人民性高于党性”的理念便在我思想深处扎下根来。在深圳与胡绩伟短短几天相处，作为新闻人，我获得思想升华，因为胡绩伟，我才觉得自己成了中国的一位真正的新闻人。
胡绩伟主政期间的《人民日报》，以及胡绩伟离任后直到六四屠杀相当一段时间，解放思想、为民代言，成为报社上下多数人的共识。整个报社，充满了奋发向上、锐意进取的气氛。1980年代，是《人民日报》创刊以来唯一的黄金年代，与整个中国的1980黄金年代共生共荣。我有幸在那个年代加入《人民日报》工作，虽然时间短暂，却难以忘怀。
1987年，中共中央决定海南建省，办中国最大经济特区，我被调往海南出任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总编辑。到海南工作，出掌《海南日报》，使我有机会实践胡绩伟的党报“人民性高于党性”的理论。
1989年三四月间，89民运发生前，我趁回北京，去拜访胡绩伟，他仍住在王府井煤渣胡同的《人民日报》老宿舍。我邀请他年底到海南过冬、考察，并请他代我邀请北京新闻界的老前辈，组建一个海南过冬、考察团，与他同行，人数不限，为期一个月。《海南日报》负责他们过冬、考察期间的交通、食宿事宜。唯一的要求是他们考察结束后，每人为《海南日报》撰写一篇评述海南大特区建设的文章，留下三条《海南日报》新闻改革的建议。搬动北京最权威新闻界前辈来海南考察，我做不到，胡绩伟能帮我做到。胡绩伟高兴的答应组建这个考察团并担任团长。可惜，89民运和六四屠杀发生，这件大好事成了泡影。
尽管形势异常的险恶，工作充满艰辛，我在海南还是一往无前的实践胡绩伟“党报人民性高于党性”的理论。胡绩伟1980年代初在《人民日报》将其“党报人民性高于党性”的理论付诸实践，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我追随胡绩伟，1980年代末在《海南日报》也为实践“人民性高于党性”，付出了沉重代价。
我1990年2月辞国流亡，4月到达美国，随即被列入禁止回国的黑名单，再也没能见到胡绩伟。胡绩伟曾通过新闻界的朋友询问我在美国的生活和工作情况，转达对我的关心。我流亡美国后与胡绩伟唯一的一次联系是，2005年12月5日，我《人民日报》的同事、89六四后流亡美国的刘宾雁，在他的旅居地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病逝，刘宾雁的好友北明、一平、黄河清三人编辑一本《刘宾雁纪念文集》，我自告奋勇担任这本书的校对。纪念文集缺少胡绩伟的一篇文章，我打电话向胡绩伟约稿，胡绩伟很快寄来文章《和谐社会，岂容游子有家不得归？——沉痛悼念宾雁老友》，他的夫人狄沙也寄来悼念刘宾雁的文章《宾雁，我为你深深地悲哀》。胡绩伟在文章中称赞刘宾雁具备优秀新闻记者应有的可贵品质，那就是贴近人民，以人民为先。
胡绩伟因反对六四屠杀，支持赵紫阳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提出的要求，并与江平、秦川等24位人大常委会委员联署提议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讨论如何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解决天安门广场危机，在六四屠杀后遭整肃。自此，胡绩伟生活在一个险恶的环境中，身体日渐衰弱，但精神却更加硬朗，不断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呼唤中国的政治改革。胡绩伟是在中国政治改革出现一线曙光又沉入漫漫长夜、中国新闻改革呼之欲来却又无影无踪之时，离我们而去。他去世前，让人转告著名记者高瑜女士，请她写文章呼吁中共十八大平反六四。这也是胡绩伟的遗嘱，不仅是对高瑜的嘱托，也是对海内外所有民主人士、人权人士、有志于为中国政治与新闻改革而献身的所有新闻人的嘱托。
2012年9月16日，胡绩伟逝世，终年九十六岁。海外中文网站刊登了胡绩伟逝世的消息，由原《人民日报》理论部编辑马立诚发布。我17日打电话到胡绩伟家致哀。胡绩伟的女婿接电话，告诉我国内媒体没有报道胡绩伟逝世的消息，网上一有帖子就被删掉。我打电话给国内新闻界的朋友，他们都不知道胡绩伟逝世，可见中共当局对胡绩伟逝世消息封锁之严密。凡是令中共恐惧的人和事，中共都要封杀，胡绩伟在世他们恐惧，胡绩伟逝世他们仍然恐惧。
胡绩伟遗嘱：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进八宝山。中宣部一位副部长来胡绩伟家，说八宝山给胡绩伟留着一个位置。他的女儿胡雪滔只用一个字回答：“不！”。八宝山里有一众鬼魅魍魉，胡绩伟怎能与他们共用一个墓园！胡耀邦、赵紫阳都拒绝葬入八宝山。
回忆和纪念胡绩伟，也是回忆和纪念作为媒体人的1980年代。80年代，我刚过而立之年，心智已经成熟，有强烈的愿望要让自己从文化大革命的封闭、愚昧与恐怖中解脱出来。那时，我知道，中国共产党内有一批领导人，决心带领中国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让世界进入中国，让中国走进世界。于是我便和所有那个时代的媒体人，满怀激情的投身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以崭新的思维和境界奋斗。
虽然中共对媒体的禁锢越来越严厉，但我相信，未来中国的政治改革，势必首先从新闻改革实现突破。而中国新闻改革的伟大先驱胡绩伟，仍将是新闻改革的一面旗帜，引领人们对中共扼杀新闻与言论自由的专制体制展开冲击。这面旗帜上写着七个大字：“人民性高于党性”。
责编：陈美华